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童年丨严向群：东交民巷小学的少年时光
作者简介
本文作者
严向群，曾用名陈创，山西财经学院贸易系78级。1982年分配到农业部工作。后供职北京二外旅游研究所、中青旅、中旅等单位。去年退休。
原题
经历篇之四：
东交民巷小学
作者：严向群
我应该是在1964年秋季进入东交民巷小学，开始小学生活的。可不知怎么总是记得是在1963年，以至于有同学误认我蹲过班。
在进入东交民巷小学、搬进团中央大院之前，父母还给我创造了一次投考实验小学的机会。至于是实验几小我是记不清楚了。大约记得那是王光美还是哪个高层的夫人要搞小学教改，所以办起了实验小学。考试的内容似乎都很简单，主要是看考生的性格是否活泼外向，我后来落选也在情理之中。因为我那时就过于木讷，远没有那种机灵劲。
在这种背景下进入东交民巷小学，难免觉得得来全不费工夫，有被大拨轰的自嘲感。东交民巷小学的门脸远没有实验小学气派，黑铁皮的大门，中间偏右有个小门。半个世纪过去了，大门的材质有所改变，样式依旧。进得校门，就是一个挺大的上坡，一下子使得空间狭小。坡顶处是一个公告栏，师生都要从其两边入校。北面一路是人流最多的，因为这路正对主教学楼，其他主要教室也都在北面。主教学楼的楼道门呈拱形，上面随形贴了八个白色圆形字牌，上有毛手书“好好学习天天向上”。事过多年，听现在在那里执教的老师在网上说，这个形式保存至今。我从网上搜到这张照片，与记忆中的白底红字还是有些差别。
从公告栏北侧路直转向北，穿过一个夹道和一个小院落，再穿过一个过道，就来到了学校最北面的一个院落。我们最初的教室就在这个院子里一个进门还要下行的屋子里。我当时的身高就已经高过同龄人，被排在后排。但是教室光线昏暗，很快就让老师发现了我的近视眼。母亲带我到王府井的大明眼镜店配了眼镜，可我却畏于同学叫外号而不敢戴。估计就是那时使假性近视成了真。因为那时戴眼镜的小学生真可谓凤毛麟角。
当时的班主任叫牛喜荣，她皮肤黝黑，戴一幅宽边黑框眼镜，总是笑容可掬、慈眉善目的。她当时教算术，谁教语文已经想不起来了。抑或是她身兼二职也未可知。因为我记得她当时讲过教自己的女儿怎么记住“从”字——“两人吃葱”。
每天一早，我们出机关大院的大门左拐，沿着高墙南行。没走几步，就能看到一楼后面的垃圾箱出口。每周都会有垃圾车来定时收垃圾。再往前走，有一个小拐角，开始老有人在这里摆一排小马扎，出租小人书，一分钱一本，让我们流连忘返。当时我们只有看高年级学生租书的份，因为家里还不给我们零花钱。等到后来有零花钱了，那小人书摊也不知所踪了。
顺路南行后在街角一处罗马式建筑(前日本正金银行)左转，就真正走进了东交民巷。当年我们完全不知道这条街巷的掌故，对两侧的西洋建筑和使馆也是视而不见，一路打打闹闹，说说笑笑，就来到了东交民巷和台基厂交叉的十字路口。
其实这中间还有许多节点是值得记述的。在东交民巷的这一段的南侧有多座大使馆，但我只记得印尼大使馆了，因为文革中有冲击印尼使馆的大游行。后来的红都服装店，首都宾馆，市委达官贵人的住宅，前身都是迁到三里屯一带的各国使馆。
东交民巷这一段的北侧，也就是我们上学走的路，过了日本银行就是机关南院的一个大门和一个小门。小门如庙门，后来被青旅改为散客部的门脸，再后来被夷为平地，盖起了宾馆。
从这个小门往东，就是大院南楼，但门却是封死的。张民家住在这个死门的东侧，我们经常为了抄近道，从张民家的窗户钻出来，跳到大街上。这个情节是经晓如同学提醒才加上的，看来当年的女生也有过这个经历?
跳到大街上后再往东走，是与机关大院相邻的院子，号称"帅府"，只能远观,似乎很神秘。据说贺龙在里面住过，后来邓小平在“四五运动”后被软禁于此。
再往东走有座西式建筑的邮局，前身法国邮局。后来被改成餐厅,有点不伦不类。曾路过吃过一次，味道极差。再往前走是个大红门，前有两个大石狮。我们上学时是外交部的部长办公大楼，曾遇陈毅带着墨镜坐着吉姆车出入。西哈努克流亡政府曾在这里避难。也有说邓小平是在这院子里被软禁过。
严格的说，我们的校门是在台基厂大街上，叫台基厂小学似乎更合适。但是另一个校门（现在是天主教堂的大门）确实在东交民巷，或许那才是原来的校门？原来，1958年东交民巷天主堂建筑划归东交民巷小学，教堂成为了小学的礼堂。1986年小学从东交民巷天主堂完全迁出。1995年10月20日东交民巷天主堂列名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。
所以当年我们走到这个十字路口还要左拐，然后要穿过马路，才能走进校门。在我们学校南侧有商店和粮店，那时家里鼓励我们多多参与家务劳动，买粮买肉买菜，都是我们较早参与的内容。记得为了买到比肉廉价的排骨，我也曾和翟翔一大早去排过队，从此才知同样币值的不同效益。还有一次刚学会骑自行车就帮方坚林驮面粉袋，半路掉下撒了一地，我怕要赔，蹬车夺路而逃。
也正是由于台基厂这条大街，学校出于安全的考虑，要求我们排路队。刚出校门时，大家还都装得循规蹈矩，但是拐进东交民巷，老师看不到了，男生们就开始原形毕露了，互相打闹者有之，四散奔逃者有之。
记得有一次，我们快到机关大门时一哄而散，捡起地上的石子躲到门前石狮子后面准备袭击女生。我的一块较大的石子正好打在孙颖脑门上，血流如注。当时我给吓呆了，没有像其他伙伴做鸟兽散，被其他女生抓了个现行。
后来送到医院包扎，老师一定要我承认“不是成心的”才罢休。那是我第一次在诱供的情况下说了谎，低着头羞愧难当。不知道现在已经是工艺美术大师的孙颖是否还记得当年这件事，只能在此向她深表歉意。
当时好像是升一年级换一个教室。1965年二年级时，我们就从最北边的院落南进一步，迁到了南面的院落中一间教室里。在这个院落里似乎没有太多可回忆的故事，或许我们班在这里的时间很短。只记得这院落东头是个挺大的厕所，一到下课就人满为患，阿尼米亚气味扑鼻，但对年幼的我们似乎并无大碍。
应该是在三年级吧，我们终于再次向南，挺进到二层教学楼的二层西头那间教室。这个教学楼是回廊式的，与教堂呈直角位置，样式也与教堂很匹配。半个世纪后在网上搜到的照片，回廊都装上了钢窗，画蛇添足。二楼西头这间教室没有给我留下多少学习文化课的印象，充斥着的都是文革的种种画面。
第一个画面：我们换了新的班主任。她叫刘润琴，比牛老师年轻得多。圆圆的脸上戴一副白边眼镜，总爱穿一双黑色皮鞋，在当时被学生视为稀罕物。便有调皮的同学送她绰号“小皮鞋”。限于年纪，刘老师难免被极左思潮裹胁，文革中成为造反派也在情理之中。
第二个画面：骚乱突起。有天下午，学校内外一片骚动。当然这骚动是来自学校北边不远处的北京市委。放学后，我随着高年级同学和街上的人流，来到市委大门口。只见这里人山人海，“炮轰市委”、“打倒刘仁”的口号响彻云霄。也就在这时才知道京城父母官的大名。此前虽已在批“三家村”，但我印象中的动乱公开化，是从这一天开始的。没过多久，便是停课闹革命与复课闹革命的反复交织。
第三个画面：亲身参与斗校长。当时的校长姓尹，曾给我们讲过地理。高丹非模仿过她的形象教学，让我记忆犹新：“地球是个球体，和玻璃球是一样滴。”文革中，我们在刘老师的率领下，在二层教学楼南侧的操场开大会，斗争尹校长。当时刘老师选班上个子最高的我和翟翔作为押送批斗对象的学生，带领我们先去尹校长的办公室。刘老师一声断喝，我看尹校长倒没怎么害怕，倒是把我和翟翔吓得够呛。来到操场后，我和翟翔站在尹校长身后，刘老师带头喊口号，让尹校长“低头认罪”。可尹校长梗着脖子就是不低头。翟翔上前去按，却没按下去。再用两手按，还是按不下去，引得全场哄然大笑。气愤的刘老师冲上前来，一下就把尹校长的头按了下去。
第四个画面：各种集会。地点都在二层教学楼南侧操场。除了校长的批斗大会，还有忆苦思甜报告会，学跳“忠字舞”大会……只记得当时动辄就是全校大会，我们经常要搬着沉重的铁椅子下楼集合。忆苦会前反反复复播放着“天上布满星，月牙亮晶晶，生产队里开大会，诉苦把冤伸……”让我至今已记不起报告人，可对这首歌却能倒背如流。网上搜到的操场照片表明，二层教学楼风采依旧，操场明显是向东拓展了。现在的小学生再有想象力，也无法想出当年的情景。
第五个画面：各种游行。那时毛的“最新指示”接二连三。约定俗成的规矩是：不管多晚广播，都要到学校集合，然后举着红旗上街游行。由于身高的原因，我和翟翔又成了当然的旗手，难免有些自鸣得意。印象最深的一条“最新指示”：“一个人有动脉静脉，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……”最后不知怎么和清除异己分子联系上了，要“吐故纳新”云云。一向对医学不屑一顾的毛怎么会说出这么貌似专业的话？估计是刚听了保健医生的讲解，就照葫芦画瓢，在为清洗刘少奇找理论根据呢。
那天晚上我和翟翔等几人率先到校，见没几个人，就在教室等。好像是翟翔还是彭艳萍把那条“最新指示”抄在了黑板上。还有一次印象深刻的游行是从学校走到苏联大使馆，为了抗议苏联入侵珍宝岛，时间应该是1969年3月。那次应该是我当年最长的一次步行，而且是在雪后融化的路上。当时虽然棉鞋湿透，但也不以为意，年纪小嘛。
回家路上，有个外地人来问我哪有回民饭馆。我也不知怎么恶从胆边生，随口答道：那边有卖猪肉的。同伴们一阵哄笑，可把那问路者气坏了。可面对个顽劣的小学生也是无可奈何。多年后上网查到：珍宝岛事件发生后，中苏两国都出现了大规模示威游行，分别举着打倒对方国家领导人的标语牌，向对方大使馆扔东西等过激行为。
这里要补充一段同班贾鸣同学的超强记忆：当时有一首应景的儿童歌曲《邮递员叔叔你快快跑》，歌词有两句是“邮递员叔叔你快快跑，快把我们的信儿送到珍宝岛……”据他说还是个载歌载舞的表演，估计他是登台了。要不怎么我全无印象呢？但是那时候发动小学生给珍宝岛的军人写慰问信，应该是确有其事。
第六个画面：陈金炼事件。小学同学中，至今能记得姓名的，除团中央大院的还真是凤毛麟角。当时按居住地大致分团中央的、公安部的、高检的、高法的、城根的几部分。能记起的除以淘气著称的公安部的封军之外，就只有城根的陈金炼了。陈金炼面色似乎总是潮红，脸上横向条纹不少，在同龄人中显得过于沧桑。眼睛挺大，但总爱眯着呈微笑状。他的个头全班最矮，坐在第一排。没有这一点，也就没有后来著名的”陈金炼事件“了。
话说有一天，负责打扫卫生的同学惊惶失措地向刘老师报告：讲台正中的一张小幅领袖像上，被人用小刀划了叉。我们都好奇地凑过去看，只见伟人鼻尖上确有一个小小的叉。这在当时可是掀起轩然大波，“阶级斗争新动向”指向班里每一个人，我们也亲身体验到毛说的要年年月月天天讲的必要性。老师开始以为作案者肯定来自哪个大院黑帮的子弟，查了半天竟是“根正苗红”的贫民子弟陈金炼所为。
他家住当时已经开始拆毁崇文门到前门之间的皇城城墙脚下，是京城贫民的居住区。他能有“动刀行刺”这样的惊天之举，我想是因为他一直坐在讲台前，总是面对领袖肖像，难免会生出恶作剧的心理来：何不划上两道，看看谁能查到我？要说他有什么先见之明或是刻骨仇恨，实在是高看或冤枉了他。记得为了这事还请了家长，但人家苦大仇深，无辫子可抓。不过此后陈金炼倒是消沉了许多，在那样极左的年代，不背思想包袱是不可能的。
第七个画面是徐跃生给我描述的：某老师给他们上课，先在黑板上写个"自"字，然后开讲：你们自己写的字,.....然后在"自"字下面写个"大"字，继续讲：都那么大……然后在"大"的右上角加个点，继续讲：还一点不觉得……最后反问：什么呀?台下一片响应：臭！现在东交民巷小学已经是重点了，教学方式不能这么打击学生积极性了吧?不是都提倡鼓励教学吗，当年可没这么一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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